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曾经警告人们：“金融危机后一切都会回复常态，只不过这种常态可能会跟你以往看到和感受到的有点不一样。”后来转任纽约联邦联储银行主席的威廉姆斯最近又发表讲话，将婴儿潮一代的退休，生育率下降和生产率增长下降归为美国增长趋势下降的成因。

　　劳动力不足和生产率增长疲软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经典因素。但就美国而言，我们还要考虑债务所带来的那些众所周知的负面影响。正如城市-布鲁金斯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的其中一位创始人威廉·盖尔（William Gale）在其最新著作《财政疗法》中指出的那样，多项研究表明“较高的债务水平会减少经济增长的份额，而且这些份额是具备经济显著性的。”随着美联储为免国会批准的巨额赤字增长推高利率并瘫痪经济而越发频繁地通过量化宽松，回购和票据购买来干预政府债务市场，美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日益凸显。。

　　同样，知名对冲基金经理雷·达里奥（Ray Dalio）在他的《应对大型债务危机的几项原则》一书中也描述了长期以来央行在政府债券发行超过市场需求时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当前的美联储所处的环境与1940年代初非常相似——当时该机构的任务是为打赢二战所需的政府赤字提供融资。而正如美国的当前财政政策那样，战争赤字是一项政治决定。为了协助国家赢得战争，美联储不得不放弃自身独立地位，将隔夜利率设定为零，将十年期国债利率设定为2%，还将财政部发行的所有战争债券全盘包下。最后达里奥将这类手段定名为第三种货币政策形态（Monetary Policy 3）。

　　2019年5月，本文其中一位作者（罗伯特·H·达格，Robert H． Dugger）借助达里奥的分析框架指出美联储存在再次陷入第三种形态并丧失其独立性的风险。几个月后，美联储通过大笔回购和购入国库券以压制利率的方式去应对回购市场和美元短缺危机。这些举措再加上持续弱势增长以及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水平，证实了美联储已经成为一个第三种货币政策形态央行。

　　这种“新常态”是不可持续的，相反它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告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幡然醒悟并像二战期间的前任那样紧急行动起来。鉴于失业率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经济应该不需要大量的财政和货币支持。继续维持这种“新常态”只会使那种债务削弱增长的恶性循环持续存在，而要摆脱这种漩涡则需要思路的迭代式转换。

　　在二战期间，威胁国家生存是法西斯帝国主义，而第三种货币政策形态则是美国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如今面对一种不太显著但同样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也就是短期主义思维以及对诸如气候变化和过量政府债务等跨代危机的广泛漠视，美国已再次回归了这种货币政策形态。

　　政治游说者及其金主会利用这种对下一代人福利的漠视去操纵选举和政府机制，并通过不合理的减税，服务于自身的支出以及自肥式的监管政策来从未来一代手中窃取利益。短期主义思维导致当今的精英阶层在过度开发环境和政府过度举债的同时减少对年轻人的投资。最终的后果是美国国内不平等加剧、极端气候灾害频发，政府负债累累，年轻人教育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排名最低，而经济只能依赖庞大的赤字和低利率来续命。

　　对此达利奥已经正确地指明，当面临存续性威胁时，“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所能做出的一件最糟糕的事就是在背负沉重债务的同时输掉一场战争，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毁灭性的了。”

　　因此美国应当通过强制执行那些已经颁布的税法来发动一场针对短期主义思维的战争。逃税者在2019年给同胞带来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损失。坐视这种程度的偷逃税款行为不仅会腐蚀社会体质，还会导致全员作假。如果偷逃税者可以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又何以要求任何人去遵守税法或与此相关的任何法律？

　　毫无疑问，涉税犯罪活动助长了当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写给国会的第一封信中所警告的那种累及子孙的“超额债务”，而追回上述欠款将使美国9000亿美元的现有赤字减少2/3。同时此举也能向公众表明国家对法治和基本公平的重视，并为急需的预算优先事项转换定下基调。

　　这种转换应以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导向。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年轻或尚未出生的美国人有权享有宜居的环境，不应背负过多债务负担，也应当接受能使他/她们成为有所作为的公民所需要的教育。通过专注于这些优先事项，美国就可以摆脱第三种货币政策形态的困局，克服短期主义思维的祸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