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暴发来势凶猛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经年与中国磕磕绊绊的日本居然出现援华义举，特别是日本要“举全国之力”与中国共度危难的态度，让国人感到意外。这是一次在中国人没有心理准备情况下日本官民几近爆发式的对华善意表达，也是暌违久矣的中日“急接近”。

守望相助为新时代中日关系注入动力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民间的反应。武汉封城后，日本政府决定撤侨。有记者注意到，除一批合资企业的日方“干部”选择留下外，还有一位誓言“要与武汉共存亡”的大学教授，他叫津田贤一，今年44岁，是北海道大学地区环境科学博士。2019年津田被华中农业大学作为高水平人才引进，在该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及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实施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突发的疫情面前，津田选择与武汉人民在一起。当北海道电视台记者问及原因时，他的回答朴素而平实：“在疫情暴发的当下，我虽然可以选择回国，但我的研究室里还有中国学生，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抛下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而一个人返回日本！”还有一位坚决选择留下的日本人，是因自拍旅行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而深受中国网民喜爱的老人岛田孝治。他70多岁了，多年来一直在武汉市经营一家咖啡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说“我是武汉人”，并早有“死在中国”的“觉悟”，因为这样才能把遗产留给武汉，留给深爱的武汉人。古稀之人是新冠病毒最容易侵害的对象，生死面前有如此抉择，对一个可以回国避难的外国人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这些普通日本人身上传递出的，是在天灾面前的平静淡定和对人对事的责任与大义。

把视线转向日本国内时，也可以看到一幕幕让人感动的场景。大量日本人为驰援中国，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慷慨解囊，有的甚至倾其所有亦在所不惜。在武汉传染疫情确证、抗击疫情物资储备匮乏的情况下，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迅速向中国捐助了100万个口罩，并在第一时间运往武汉。另外，许多中国人几乎从未听说过的日本县市，亦纷纷对准中国的友好省份和城市，把能找到和搜集起来的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悉数发往中国，诸如大分对武汉、水户对重庆、东京对湖北、鸟取对珲春、滋贺对湖南、香川对陕西、苫小牧对秦皇岛、宫崎对葫芦岛、太田对余姚、秋田对无锡、滨松对杭州、沼津对岳阳、厚木对扬州、丰川对南通、彦根对湘潭、千岁对长春、冲绳对福建、新潟对哈尔滨、鹿儿岛对长沙、萨摩川内对江苏常熟、新潟柏崎对四川峨眉山，等等。这是一次遍及日本全国的募集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日本民间所释放出的善意，打湿了中国人的眼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记者何欣蕾注意到，在大阪街头，市民打出“挺住！武汉”的条幅，在箱根、富士山等景区，还贴着用中文写的“武汉加油”海报。在东京池袋举办的中国元宵节灯会上，一名14岁日本女孩身穿旗袍向路人以90度的鞠躬为武汉募捐。日本羽咋市的“日中友好协会”50名会员用会费购买口罩寄往中国。之后，他们又跑到临市继续采购，计划再捐4000个口罩。因为日方开放了绿色通道，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在日本千叶县医院购买的2万个口罩，从寻找货源到抵达目的地仅用去四天时间。日本各界还全力配合在日华侨组织的援助活动，比如日本湖北总商会参与捐赠的救灾物资全部由东京的几大物流公司提供转运支持。

“钻石公主”号邮轮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一时成为海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自身医疗物资也倏忽间变得非常紧缺。但不少日本民间企业仍万里驰援湖北，不计成本，以至于中国网友竟开始呼吁：“别再送了，给自己留点吧，你们也需要呀！”这场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地域的对华支援行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如实而言，安倍晋三政府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所做的表态，是世界各国中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最及时也是最明确的。2020年1月23日，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安倍首相除表示要加强对新冠病毒的防范，还强调要全力支持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加强和中国政府的合作。1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通话，茂木敏充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应对疫情威胁，向中方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1月27日，安倍首相将新冠肺炎指定为《感染症法》所承认的、需要国家应对的感染症，对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治疗在原则上给予“同等待遇”。1月28日晚，日本政府派往武汉撤侨的飞机上，装载了大量由日本政府援助中国的口罩、防护衣等物资。2月7日，已经81岁高龄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专门前往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代表自民党向中国捐赠了10万件防护服。原本，中国企业是准备购买这些防护服的，但日本方面坚决不卖，而无偿捐献给中国。二阶对孔铉佑大使说：“对日本来说，看到中国遭遇疫情，如同是亲戚、邻居遭难”，“我们常讲患难见真情，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我相信，只要日中两国团结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在日资深记者蒋丰感叹道，多少年了，人们在中日关系交流史上还从没听过“举国之力”这句话。这次中国发生疫情，日本以“举国之力”给予援助，无疑给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暖流。2月10日晚，安倍在主持召开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部会上进一步做出决定：自民党国会议员每人从3月份工资中扣5000日元，捐给中国抗击疫情。日本官员集体动用自己的工资来帮助中国，这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为了表达东京民众的心意，在向中国送去2万套防护服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又向中国捐助了10万套防护服。除在任的政治家外，许多日本前政要亦纷纷解囊相助，让人印象深刻。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大分县的家中，面对中国媒体的视频镜头，用带着浓重的九州方言口音一句一句地喊道：“武汉加油！武汉加油！”

民间交流是推动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途径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中日交流史时，曾有过“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干戈”的总结。但是，虽说属于不幸的战争年代只有50年，可这半个世纪里给中国人烙下“国仇”印痕的日本侵华战争，却很难在人们的记忆中被轻易芟除。毋庸讳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仅用去五天时间，就达成了结束战后两国不正常状态的联合宣言。这是壮举，凸显出那一代两国政治家的高端站位和远见卓识。但让抗战期间蒙受过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中国人民彻底忘却 “家仇”，却也并非易事。

自小泉纯一郎执政以来，中日两国间或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摩擦，但民间外交始终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没有人会忘记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时日本第一时间派出了救援队，队员们所具有的专业精神、对遇难者遗体默哀的一幕以及有人因没能救出生还者而引咎辞职的耻感表达，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8年7月7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北海道洞爷湖八国峰会的繁忙事务间隙，一定要挤出时间去看望赴汶川救援的日本救援队队员。这一行动令现场的所有人都大为感动。当时的救援队重要成员之一田尻和宏，日后还成为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反过来看，2011年3月，当东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件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亦曾赴灾区慰问，不但带去了中国人民驰援日本的大量物资和善款，还穿着工装走进日本老百姓避难用的临时住房内，亲切而温暖人心的交谈使日本民众深受感动。

如此相互感动，在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不但没有变化，反而在“投桃报李”的感恩心情催动下疾速升腾。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2020年2月29日的消息称，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抗击疫情，中国人民对此铭记在心。近来日本进入疫情防控关键期，中方对此感同身受，愿在努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尽己所能向日本提供支持和帮助。不久前，中方向日方交付一批病毒检测试剂盒，并计划分批次向日本捐赠5000套防护服和10万个口罩，其中前两批物资已于2月27日、28日运抵东京。除了中央政府深明大义的行动外，很多中国地方省市、企业和个人也在积极行动，向日本捐款捐物，为日本加油打气。中国企业和留学生在东京等地自发组织的“报恩”行动同样令人感动。2月20日，有日本媒体以“报恩日本援助，中国企业在东京歌舞伎町为日本人发放口罩”为题，对中国人的行为给予了盛赞。日本媒体还特地记录下现场的一段标语——“2000年的友好，50年的对立，10000年的未来！”无独有偶，一位叫曾颖的中国留学生，站在东京街头，身着鹿角头饰，手擎“来自武汉的报恩”标语牌，为过往行人免费发送口罩。据消息人士称，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向日本捐赠了100万个口罩后，还将在日本“3·11”大地震九周年当天，向东京都捐赠10万个口罩。中日是一衣带水的友好近邻，在疫情面前更是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当我们回头看日本官民在这次中国疫情中近乎井喷般的情感表达时便不难发现，无论是言还是行，平素中日两国的患难交谊，相互之间的“恩恩相报”，才是素朴而真诚的“善因善果”。

共抗疫情中尽显东亚共同的文化基因

日本在这次疫情中对中国人的精神鼓励和心灵慰藉，应该是无数援华行动中意味隽永亦颇值得珍视者。这其中，无论是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写给湖北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日本医药NPO法人仁心会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诗经·秦风·无衣》），不管是舞鹤市政府驰援大连时写下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送柴侍御》），抑或日本道教协会日本道观的“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旧题苏武诗》）和“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这些诗句不但在第一时间让中国民众眼前一亮、身心骤暖，还同时勾起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上无尽的乡愁。当我们认真体味这些诗句的内容时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人类天然的关联来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偏见，一言以蔽之曰超越一切人为的藩篱而唯余人溺己溺、守望相助的天道。这些古已有之的“命运共同体”思维，曾经在超越尘寰的佛法东渡中，被佛学界赋予过经典的诠释，那就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出自日本长屋亲王自撰的《绣袈裟衣缘》，后来被《全唐诗》全文收录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据说，鉴真和尚正是因为听闻此偈后深受触动，才决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

历史上，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教、同俗。这“四同”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扩张战略所恶用，因此长期以来亦为中国人民所警惕。然而，当周恩来总理所称之“五十年干戈”已成为过去，特别在二战后中日两国人民已和平走过了75年的今天，大疫当前日方人士对中国人民激昂滚烫的报恩式倾诉，却无论如何不可谓不“诚”。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动情地写信给武汉人，说他祖父号“晴川”典出于崔颢的《黄鹤楼》；日本株式会社资生堂总经理鱼谷雅彦告诉中国说，“资生堂的社名亦来自中国《易经》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他们想表达的或许都是如何报答中国的文化大恩并与中国结成患难之交。

《毛诗序·大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中日两国人民能如此这般地全力互助，是双方都动了真情。真情源自真心，而真心又何尝不是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童心说》）笔者之所以把此番中日互助行为的根本意义置于这些汉诗名句上，原因在于它们源于“最初一念之本心”即“真心”，也就是孟子良知第一义的“恻隐之心”。这或许才是东亚人的所谓“风月”——一个传统文明圈内永远无法规避的共同文化基因。而“至善者易缺”的古训又警告后人，如此圣洁之物，一旦被欺诳者恶用，将会万劫不复。中日民心能像今天这样炽热而贴近，何其不易，又何其脆弱！在天敌大于人怨、猜忌不如人和、历史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彼此对立让位给相互体恤的事实面前，东亚各国没有理由再彼此设限和互为路人。“同天”所内藏的“天覆地载”观念和“道法自然”哲学，劝说人们回归本心，回到“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原点，那里有真善美，有道，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