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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最低时薪调整,增幅超过大部分国家!

由于澳洲经济增速缓慢与生活成本上涨,居民消费能力减弱,不少澳人对此倍感担忧。在该形势下,工党领袖肖顿(Bill Shorten)近期承诺至少要提高230万澳人的薪酬,宣布“最低工资不再是维生工资”。调整薪酬后,澳洲低技术工人的最低时薪将会比大部分发达国家高出至少20%:高出新西兰33%,高出英国46%,超过加拿大53%,超出美国72%。

              影子财长鲍恩(Chrise Bowen)指出:“很多企业担心工资增速缓慢会减少市场需求,工党的计划有助解决澳人因工资低而难以承担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
       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公司,对提高最低薪酬作出警告,反对党表示他们正在认真考虑一个计划,将最低薪酬定为收入中位数的60%,目前仅相当于收入中值的54%。

       《澳洲金融评论》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换算系数对数据进行了调整,

发现2016年澳洲最低时薪相当于11.1美金,

处于世界第二高水平。

而在执行“维生工资”计划后,

最低时薪将升至12.3美金。
       不过,该计划的出炉也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专家的质疑。专家警告,工党的提案会使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迎来结构性薪酬增长。这将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就业增长受到抑制,企业转嫁成本从而挤压消费,以及加速低技术工人被机器人自动化技术所取代。
       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沃顿(Mark Wooden)认为,目前其他大国的减税已给澳洲带来不小的压力,此次薪酬变动会大大削弱澳洲的相对竞争力,令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去年公平工作委员会(FWC)决定给全澳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加薪3.3%。鉴于目前国内平均工资涨幅为2%,委员会认为“很多员工的工资涨幅远低于2%,而其中不乏高技术人才。”
       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澳洲就业并未出现反常现象,目前缺少关于最低工资会如何影响就业的详细研究。但沃顿教授质疑,此次调整的重点是在低技术工人的薪酬上,而他们目前的薪酬涨幅已达全国最高水平。提高最低薪酬毫无疑问会使小型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增加消费成本,迫使大公司用科技自动化代替工人,从而导致就业岗位减少。
       堪培拉大学教授刘易斯(Phil Lewis)表示,工党的加薪提案中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将个人薪酬与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混为一谈。该基本生活标准并不适用于个人,仅适用于家庭。由于不同人群基本生活支出的标准不同,工党将其应用到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是毫无意义的。增加最低薪酬只会造成企业减少雇佣员工,就业岗位萎缩。
       因此,该提案将引发全面性的资源配置问题,强迫企业为有缺陷的社会保障体系埋单。而企业也会通过裁员和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员工和消费者,其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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