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深刻改变了货币和金融理论的前提假设

　　（一）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改变。根据最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三部门IS—LM—BP模型，所谓开放无非是在封闭模型下加一个条件—— EX-IM（ε），其中，EX是出口，IM是进口，两者的差是净出口，取决于自变量 ε ——实际汇率。

　　同时，在货币市场上，模型仍然把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国民收入和利率。我想说的是，这种理论抽象过于简化，与现实中的本外币市场运行并不完全契合。我们发现，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在决定货币需求和供给的时候跟封闭条件下完全不一样。很可能原本的外生的货币供给，即由中央银行完全自主、自由决定货币供应量这样一个前提假定可以推翻。因为有一个全球市场的存在，有一个外汇市场的存在，大家会在这个市场上吞吐的本币和外币，并进而形成比较庞大的本、外币交易，因此汇率和利率都会因之而发生改变。货币供应量是不是外生变量？是不是完全由中央银行独立决定？这些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必须认真思考的。

　　（二）在微观金融决策上的挑战。大家一般会认为，开放在金融层面的改变无非是让外资进入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资本进入外国市场。实际上，当一个投资者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本及配置金融资源时，决策的复杂性会成倍增加，绝不是一个N维向量变成N+1维向量那么简单，由于必须同时考虑不同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区位特征、契约文化和法律环境，投融资决策可能是一个从N维变量变成2N甚至N的平方的数量级增加。

　　（三）开放是一个主观选项还是一个外部客观环境。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在开放进程中遇到一些挑战，中美经贸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外环境受到影响，对依赖其生存的微观主体乃至宏观决策者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对这样一个冲击型变量怎么看？一个经济体在封闭和开放中是否可以象开关大门那样自由选择？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想讨论的命题，对开放的认识决定了未来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方法。

　　（四）关于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讨论的副标题是——论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副标题？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先要明白什么是供给侧。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如果我们推导总供给模型，自然要从生产函数出发，这就进入了供给侧——生产函数决定了生产方式和产出总量。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进一步往前推导——决定供给的因素是什么？显然，是要素，也是要素的组织形式，因为有要素才能形成供给。过去，我们往往把要素作为既定的东西，即比较优势。比如，这个国家有便宜的劳动力，那个国家有便宜的土地，产油国有地下蕴藏丰富的原油，这些都是要素供给，是给定的外生变量。但是，要素禀赋是可以变化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40年间，人力资源普遍从廉价劳动力逐步演变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从过去短缺逐渐走向丰裕，土地要素也从廉价趋向昂贵。要素的变化必然导致产出结构变化，这就推动我们从供给侧结构性层面上思考经济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资源配置对总产出和产出结构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综上，在决定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第一，开放对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开放不仅仅是在原有封闭经济下增加了新的变量，而是一种质的变化或分析框架的颠覆性变化；第二，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要素供给和要素需求都相应改变，特别是，金融要素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形成了新挑战，推动了供给侧变革。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脉络，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开放是历史必然，进步所向，我们的经济金融分析必须以开放为前提条件。因此，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总书记提出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据此，我试图给大家分析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项。第二，由于金融要服务于经济、服从于经济。所以我们要思考金融领域功能和货币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金融和货币面临的新要求。第三，大家都会发现开放面临的金融风险，且金融风险会跨市场传染。这就会造成一些疑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金融体系封闭起来以避免发生危机？正确的思考方式应该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些问题“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的，当你获得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也可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成本，开放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努力去获得好东西，并准备好为它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相应的对价覆盖相关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