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常年跻身澳大利亚前三名的高校，悉尼大学与中国联系越来越紧密。除了与中国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该校还在2016年于苏州建立悉尼大学中国中心，为200多位研究中国课题的学者牵线搭桥。就在上周五，它与复旦大学又签署一项合作谅解备忘录，两校将成立“脑和智能科学联盟” (BISA)，拓展在数据科学、神经科学和智能领域的研究。

“无论是在合作领域，还是资金投入上，合作规模都比以前更大。”悉尼大学校长施迈克评论道。

人工智能在近年来成为产业界热门话题，提供理论支撑的学术圈当然也要刷一波存在感。施迈克称，两校合作并不是心血来潮，从去年八月起，合作就开始筹备。比起科技创新，这一研究联盟更关注人类脑科学在AI热之下显露出的迫切问题。

“如果我们的研究要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并提高生命质量，我们就需要跨越学科、跨国界地合作。现如今人类正面临的大脑疾病、计算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伦理的挑战，需要我们集结最敏锐的头脑共同完成突破。这也正是我们与复旦大学合作进行这项重要研究的原因。”

在全球贸易格局波动的大背景下，跨国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受到影响。美国NIH在去年致信其资助的学术机构称，谨防外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而矛头指向与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今年4月份辞退3位华人科学家，而最近埃默里大学也关闭一处华人实验室。这看似与澳洲高校并没有直接关联，但跨地区学术交流的界限却值得探讨。

施迈克并未对美国高校行为做出评价，但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时期，高校合作都有其重要意义，不能因为相处不好而切断合作。他所代表的悉尼大学已经将这点视为一种实践传统。

该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与中国建立研究联系。当时，悉尼大学学者Wilbur Christiansen在澳洲担任电气工程主席，他前往中国协助想要建造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射电天文学团体。合作时，澳大利亚与中国甚至还未建交。

这从侧面反映澳洲高校对学术交流的态度：比起闭门造车，向外寻求合作更有助于自身发展。“学者和学生受益，最终两国也会因此受益。”施迈克对界面新闻说。

在他看来，学术交流可以有多种层次，高校可以选择不同类型来规避风险。通常，研究方向一致的学者互动是合作产生的起点。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之间建立起合作意向，不仅能整合资源，还能获得1+1>2的效果。另一些关键领域的交流则可通过授予国家级奖项展开。悉尼大学Robert Park教授曾因在小麦抗叶锈病基因和病原菌无毒基因克隆和功能解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2009年荣获“中国友谊奖”，后续合作也因此频繁。“中国学生可以到澳洲来做博士研究，回国后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中。”

之所以对科学研究抱持开放态度，源于澳大利亚高校早已将国际战略融入发展之道中。主流的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中，国际合作程度、文献成果被引用次数，以及国际学生比例共同决定高校整体排名。澳洲大学排名蹿升也得益于此。另一方面，国际学生也促使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成为该国第三大贸易出口品。在截至今年3月份的1年里，澳洲教育出口额达到366亿澳元，同期增长15.4%。悉尼大学就是其中受益者，该校国际学生数量已上升到42%。

尽管国际发展带来的副作用也给澳洲高校带来困扰，但繁荣发展的经验依旧有效。澳洲媒体在五月份曝光，部分澳洲高校有意将学费更高的留学生视作“摇钱树”，并降低入学标准，以扩大国际学生招生。对此，施迈克认为，这并不代表澳洲高等教育的普遍现象。

“悉尼大学国际学生学位获得率甚至超过本地生，但前提是校方保证录取合格者。”为了维持招生标准，每年有3万国际学生被悉尼大学拒绝。与倡导平等的学术交流相同，“国际生也是学生，不应有区别对待，大学们应该牢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