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也许会在意马云的首富光环。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家优质的电商为什么不在国内上市，让内地股民分享其成果？提出这个问题，不单在于把阿里抬进纽交所的，其实是内地几千万网上购物客户，是他（她）们为阿里成为全球最大电商做出了最大贡献；更在于，内地好公司扎堆海外资本市场已成为一种现象，不说互联网公司，就连那些赚钱的垄断央企，如中移动、中石油、中海油等，也都把上市选在海外市场。

对此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例如，早期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由美元风投基金支持的，国外退出方便；内地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有要求，很多互联网公司上市时不盈利或盈利水平和历史不符合国内上市要求；互联网公司的注册地多在国外，在内地上市有法律障碍；国内A股市场发行是审核制，国外是注册制，上市要求低；在美国等海外市场上市还能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其产品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成为一个国际公司等。

上述解释当然有几分道理，但它们充其量只能针对早期的互联网公司而言，无法完全解释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尤其是优质国企海外上市。因为国内创业板开通也已好几年了，注册地的法律障碍问题，也并非不能解决，至于国际化，多数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至今其主要业务还在内地市场。

所以，关键原因还得在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寻找，是中国资本市场本身的不健康不规范问题“吓跑”了那些优质公司，包括那些虽然在公司治理上不优质，但很赚钱的垄断国企。A股市场本是为国企圈钱而建，目标是让国企脱困，尽管如今民企上市数量已超国企，但这种为企业圈钱的本质没有改变，这体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上，包括发行审核、风险防范、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市场运行和监管、企业退出等各个环节。

其实，中国股市被称为“政策市”，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资本市场发展当然离不开政策指引和政府作用，但炒股还要听政府的，可能全世界只有中国股市才这样。这是对中国资本市场高度行政化的一个形象说明，换言之，在中国资本市场，权力才是老大。这就违背了股市发展规律。股市的发展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其客观基础是经济主体的产权约束和市场信用规则，但中国股市从其产生后的运行来看，靠的却是政策调节股市供求，引导股市走向，决定股市命运，以行政化运行机制替代市场机制。由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中国股市也就成为一个“有计划”的资本市场。这种“计划性”突出表现在政府通过指标与审批制来选择上市公司，同时通过管制来维护股市的平稳运行并保护股民利益。此种状况至今未有根本改变，只是最近几年程度有所弱化而已。

权力管制资本市场的后果，一是容易造成“寻租”；二是会出现对民营企业和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制歧视”，导致它们无法上市融资，资本与有效率的投资机会相分离；三是不容易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四是使上市公司呈现劣质化趋向，累积股市制度风险，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上市公司全面移植了外来的制度规则，现代制度之形应有尽有，但由于上市公司实行的是行政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因此，即使上市公司效益不好，它也可以通过信息包装机制获得增配股或保留上市资格，由政府出面进行资产重组，免除被退市的命运；五是导致投资者保护机制缺乏，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屡受侵犯，从投资者保护机制看，股市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公正，公正的现实表现就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但在中国股市，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与有效的贯彻，即使是在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中也是如此。上述几点除第二点因创业板的开通有所改善外，其他方面变化不大。

可以说，一个与经济发展走势长期背离，亿万投资者长期亏损累累，不能让股民分享收益的股市，必定是劣质公司充斥的股市，是权力宰制的股市，是利益集团肆虐的股市。

从更深层次看，好公司不在国内上市，还反映了公司管理层对中国政经环境的担忧。比如，阿里在美上市，是否还出于以下考虑：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权力主导的社会，企业家的财富是高度不安全的。如果不能跟权力很好地合作，那辛苦创下的家业和财富就有被非法或合法剥夺之可能。以马云的讲政治和懂政治，不会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最终要留住和吸引好公司来国内资本市场上市，首先需要改造中国的资本市场，使之健康发展。但资本市场只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改造资本市场同时，更要改造中国的政经生态，让法治而非权力成为社会的最高裁判。

中国经济最终要崛起成功，必有赖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具有银行和政府都不具有的发现机制，它能够发现优质的企业，并帮助其成长。中国提出了成为自主创新大国的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以及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都需要资本市场的帮助。但中国资本市场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前提是自身要完善，所以，必须改造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缺陷，建立起集体诉讼制度这样的坏公司清除机制，使上市公司和背后的利益集团不敢恣意妄为，好公司才愿意留在国内上市，否则，它们只会躲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