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不是本人真名）于2017年移民澳大利亚，那时他期待着在墨尔本安家落户，距离家人和朋友近一些。

仅仅两年后，由于罗杰的签证要求，他和家人被迫搬家。

罗杰最初拿的是澳大利亚毕业生临时签证（temporary graduate visa），这种签证让他能够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毕业后，根据新签证的要求，他搬到偏远地区从事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

他当时有两个地方可以选——达尔文或霍巴特。

罗杰的家人选择了霍巴特。在塔州，他可以为之前工作的残障服务部门雇主从事临时性的工作。

“要弄清楚的东西真是让人晕头转向。搬家涉及的事情太多了，费用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就是要远离家人，还要重新安置孩子，”他说。

要飞过去几次看想租的房子，每次都要订房。还要交租房押金，把汽车的注册牌照号换成当地的，还要布置新租的房子，这些要让罗杰家花掉近两万澳元。

新换的签证又要花费一万澳元。每名家庭成员的体检费，还有帮助他们在申请签证时不走弯路的移民代理费，又是4000澳元。

他当时还获知，塔州政府要收1.5万澳元好送他的两个孩子上公立学校。

除此之外，由于无法享受澳大利亚的全民医保（Medicare），这家人还要花钱买私人医疗保险。

新签证还意味着罗杰或他的伴侣必须全职工作或全职学习。由于罗杰只能得到临时性工作，他的伴侣必须读一个文凭，这又花了他们一万澳元。

“你别无选择。但一天的生活结束时，受到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精神压力，还有煎熬痛苦，以及整个[移民]过程中遇到的挫败，”罗杰说。

罗杰没日没夜地工作来支付这次计划外搬家的费用。

“我得上午、下午、晚上都工作。这可不容易，因为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支付搬家后的一切花费，”他说。

“你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际掂量一下目前的形势，看看自己承担了多大压力，如果所有这些费用都不用花，对你来说事情会有什么不同。

“这些只是默认存在的东西，你只能这样做。”

在伊朗，罗杰做了九年的牙医。他希望能够在塔州重新接受培训，帮助解决当地的牙医短缺问题。

但他说，移民到塔州的压力和花销让自己的想法无法实现。

“情况不允许我真正把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他说。

“[现实]阻止了我。”

一家人为移民卖了“几乎全部的”资产

塔州为移民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未来，但在各种花费的打击下，许多人苦苦挣扎，欠下债务。

2016年，尼克·拉扎尼（Nick Razani）从伊朗来到澳大利亚，他说自己在伊朗不再安全了。

“遗憾的是，我的国家不是实现目标和梦想的最好地方，而我一直想实现更重要的目标，”他说。

他最初拿着学生签证来到墨尔本，希望成为一名教师。尼克在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完成了硕士课程，并在毕业两年内一直从事教师职业。

学生签证让他花费了约4500澳元，而他花了六万澳元的大学学费。

2020年，尼克在维州新冠疫情封锁限制措施实施最严厉的时期搬到了霍巴特，但他很快发现，教师并不在符合移民需求的职业清单内，所以在塔州他没法得到最好的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

他在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改学了会计，又要花费七万澳元。

“家里人不得不卖掉我们几乎全部的资产，包括房子、车子，还有他们在这些年拥有的所有东西。”

有三次，尼克·拉扎尼无法按时交上学费。他收到了学校发来的电邮，电邮称，如果他不能在20天内付款，校方就要通知移民局。

他的家人不得不借更多的钱，而拉扎尼一直在打三份工来维持生计。

“这很难，真的很难......为了买菜和其他东西而苦苦挣扎，在全职学习的同时打三份工，这真是太不容易了，”他说。

拉扎尼现在已经完成了学业，有了当会计的资格。

但是，每当申请工作时，他的对手都是许许多多其他有经验的会计。

经过一番努力也没有找到会计工作，他担心一旦自己的短期签证过期，自己有可能会被遣送出境。

“我不会失去希望。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说。

“我有太多东西要分享......以我的情况，这在伊朗是做不到的，没有可能的。我在那里甚至都不会安全”。

他希望能够说声谢谢，并给家人看看自己的成就。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坐在这里和家人一起庆祝，只是说......‘我们现在很幸福’，” 他说。

“我只想得到快乐、安全还有受到保护。”

政府为签证申请费辩护

澳大利亚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签证申请费只是移民澳大利亚所需费用中的一小部分。

内政部还表示，签证申请费不是用于处理签证，而是作为一种税收收取，然后纳入政府的综合收入。

塔州教育部则称，该州移民儿童上学的费用在全国来说是最实惠的。

塔州经济发展部（Department of State Growth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对塔州提名感兴趣的人数一直高于可用的提名名额”。

虽然拉扎尼和罗杰都知道澳大利亚签证机制的目的是确保那些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但他们认为现在的机制适得其反。

为维持生计，两人都在与学业无关的领域工作，而在二人的移民个案中，他们在大学就读的专业都是塔州的紧缺专业。

他们认为，如果自己没有巨大的债务负担和极难满足的签证要求，他们的贡献会多得多。

“如果两年前我就是一名牙医，对我来说那就确实很不错了，而且从更大意义的方面来讲，这样对社区来说也很棒，”罗杰说。

“我可能会比现在多交很多税，而且我知道偏远地区缺少牙医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