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会产生与2008年金融危机截然不同的后果，而且其后也无法通过常规刺激手段来实现V型复苏——就算再大规模也无能为力。我们目前正与病毒处于交战状态，而在战时民用生产基本陷入停顿，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打仗。

　　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将不得不用一场衰退来阻止病毒传播。当前在美国有超过50%的岗位面临裁员、休假，减薪和工时减少等风险。事实上经济中的每个部门都将流失大量业务，家庭收入遭到严重破坏，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也将迅速下降。制造业的崩溃已然开始；下一个受灾的则是雇佣了80%劳动者的服务业经济。

　　这么一场疫病大流行还会引发另一场失业大流行。雪崩式的裁员将导致一波违约，破产和利润下降的浪潮。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在许多领域持续出现，从州/市政府税收收入暴跌和企业倒闭再到陷入贫困的社区、下降的民众健康状况，无家可归以及“绝望型死亡”。

　　那么各国政府应当作何应对？用二战时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政府所采取的同样做法就行了。

　　首要任务是把一切动员起来，这意味着要建立临时野战医院，提供不下车检测服务的诊所和紧急医疗中心；这意味着加快基本设备和药物生产，为医疗机构配备足够人员，并为饥饿，无家可归和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支持；这还意味着应部署大批工作人员来为机场，学校和重要公共场所实施消毒。

　　其次，我们需要缓解那些在家隔离者所承受的压力，比如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实施短期债务递延（包括小企业贷款和抵押贷款）以及暂停缴纳水电煤气等费用。各国政府还应当以延长失业保险，食品券和住房补贴的形式提供收入支持。在美国，所有基于公共利益设置的工作限制必须被废除，而联邦政府应当向那些受相关预算平衡法律法规约束的州政府发放即时财政援助。

　　对此美国最近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应对一揽子方案还远远不够。就目前来看，该立法仍未赋予80%的私营部门劳动者医疗保障和带薪假期。免费病毒测试也无法让那些身染重病或因失业而丧失医疗保险的人松一口气。而美国应借此机会将全民带薪假期和老年医疗保险纳入到所有长期性政策以内。

　　另一个首要任务是为家庭提供紧急现金支援。美国人对全体公民人均发放1000美元的提议兴奋不已——但如果能达到2000美元则效果更好。但光靠现金援助是不够的，相反如果缺乏前面提到的保障供应以及可以修补千疮百孔的劳动力市场的大胆措施，大部分派发出去的现金都会被浪费掉。

　　当就业和收入前景都不明朗时，向民众发钱就如同将水倒进破了洞的桶里，因此美国和其他各国真正需要的是能在危机后创造良好就业岗位的政策。

　　而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应当在采取了当前所需的所有步骤后再次动员起来。只有大政府，大型公共投资和大型公共就业计划才能确保实现迅速反弹，而不是坐视另一场四处都找不到工作的漫长复苏。同时上一次危机中的许多刺激措施都加剧了本已失控的不平等现象，这次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不同。

　　当前情况需要的不是“劝说”或“激励”，而是参照新政，美国州际公路系统和阿波罗计划的模式采取直接行动。各国政府应以此为契机，如绿色新政中所设想的那样针对清洁、绿色的基础设施启动大胆投资，毕竟下一场病毒流行迟早要来，而气候危机则需要罗斯福那样的雄心和决心来应对。

　　一旦度过本次疫病大流行，我们就需要开始招聘。政策制定者应该为那些前往失业救助机构求职的人准备相关公共服务岗位和保障性就业计划，同时还应将就业保障与培训教育相结合以使劳动者在经济复苏时有能力获得薪酬更高的私营部门职位。

　　尽管官方失业率一直处于历史低位，但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们直到上个月仍在谈论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疲软状况。那么试问在一场疫病大流行导致经济大部瘫痪后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恢复当前的就业水平呢？

　　如果没有直接且有保障的就业，我们就将迎来持续数十年的失业率上升。此外也只有那些上班的人才有能力去支付抵押贷款，购买机票或去餐厅吃饭。可见为所有想要上班的人提供足量的好工作才是使经济各部门恢复全面健康的最可靠方法。

　　但是政府该如何为这一切买单呢？用以往支付其他所有费用的方式就行了。我们不需要一场疫病大流行或世界大战来提醒自己美国政府正在印钱给自己花。美国的公共金融机构——财政部和美联储——会确保全额支付所有政府票据，绝无二话。

　　因此国会所要做的只是相应调整预算和设计有效的政策以应对这场以及未来即将发生的所有危机。没有人呼吁富裕的纳税人或外国贷方来“支付”这一应对方案，这可不是一个掌控本国货币的政府为自己筹集资金的方式。让我们停止询问从哪找钱这一琐碎问题，找钱从来都不是问题，而是应当把焦点放在为失业者创造好工作上。